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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勉

时间:2017-08-30   阅读:

李宗勉,字强父,富阳古城(今常安乡)人。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进士。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阁,寻改太学正。明年为博士,又明年迁国子博士。宝庆初,添差通判嘉兴府。三年,召为秘书郎。进参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守法度,抑侥幸,不私亲党,召用老成,尤乐闻谠言。赵汝腾尝以宗勉为公清之相。以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卒,赠少师,谥文清。那么你想关键深入的了解这位李宗勉吗?

李宗勉简介——中国南宋左丞相

李宗勉简介——中国南宋左丞相

李宗勉人物简介

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进士。任黄州(今属湖北)教授。嘉定十四年(1221年)主管吏部架阁,改任太学正。十六年迁国子博士。宝庆初,通判嘉兴府。绍定元年(1228年)迁著作郎;二年,兼权兵部郎官。时山东李全割据之谋已露端倪,表面恭顺于宋,以取得钱粮;暗中与蒙古贵族密通款曲。朝中大臣虽亦察觉,但少有直言揭露者,惟李宗勉累疏论及;并请理宗通下情、节国用、宽民力,以固国本。四年知台州,适有洪水之患,悉心安抚,民赖以安。五年知婺州。端平元年(1234年),进言皇宫百司节省楮币(即会子、宝券等纸币),以纠滥发之害,以为“岁省十万,则十万之楮可捐;岁省百万,则百万之楮可捐也。”擢监察御史。时宋与蒙古方谋联合灭金,李宗勉以为国力虚弱,士卒未精锐,资粮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缮修,不宜仓猝行事。主张先治于内,慎边防,裕财用,壮国势,然后出师汴洛。二年,蒙古军分兵三路,大举南侵。李宗勉建议力保襄州(今属湖北),以为江陵屏障,据长江之险以固守。迁殿中侍御史,时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畏敌如虎,力主议和。李宗勉上“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之策,指责史嵩之畏葸退缩,坐失战机;又请理宗亟下哀痛之诏,倡议从简从俭,杜绝宫廷浮费。嘉熙二年(1238年),进参知政事;次年,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居官严守法度,乐闻谠言。虽身居台辅,而家类贫士,时人誉之为“公清之相”。以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卒赠少师,谥文清。墓葬富阳城北小隐山。


富阳宋代人物李宗勉

李宗勉,字强父,富阳人。开禧元年进士。历黄州教授、浙西茶盐司、江西转运司干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阁,寻改太学正。明年为博士,又明年迁国子博士。宝庆初,添差通判嘉兴府。三年,召为秘书郎。

绍定元年,迁著作郎。入对,言边事宜夙夜震惧,以消咎殃。明年,兼权兵部郎官。时李全叛谋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独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谋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谄,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诬,则成败得失之机、理乱安危之故,将孰从而上闻哉?不闻则不戒,待其事至乃骇而图之,抑已晚矣。欲财计之丰,莫若节国用。善为国者常使财胜事,不使事胜财。今山东之旅,坐糜我金谷,湖南、江右、闽中之寇,蹂践我州县,苟浮费泛用,又从而侵耗之,则漏卮难盈,蠹木易坏。设有缓急,必将窘于调度,而事机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宽民力。州县之间,聚敛者多,椎剥之风,浸以成习。民生穷踧,怨愤莫伸,啸聚山林,势所必至。救焚拯溺,可不亟为之谋哉?”寻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对,言天灾甚切。

四年,差知台州。明年,直秘阁、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在,未行。端平元年,进直宝章阁,依旧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权右司召,改尚左郎官,兼职仍旧。寻兼左司。五月,面对,言四事:“守公道以悦人心,行实政以兴治功,谨命令以一观听,明赏罚以示劝惩。”次言楮币:“愿诏有司,始自乘舆宫掖,下至百司庶府,核其冗蠹者节之,岁省十万,则十万之楮可捐,岁省百万,则百万之楮可捐也。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钱楮相当,所至流转,则操吾赢缩之柄不在楮矣。”

拜监察御史。时方谋出师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无异于常时。士卒未精锐,资粮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缮修。于斯时也,守御犹不可,而欲进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毫,然得之者未必可守。万一含怒蓄忿,变生仓猝,将何以济?臣之所陈,岂曰外患之终不可平、土宇终不可复哉?亦欲量力以有为、相时而后动耳。愿诏大臣,爱日力以修内治,合人谋以严边防,节冗费以裕邦财,招强勇以壮国势。仍饬沿边将帅,毋好虚名而受实害,左控右扼,毋失机先。则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庶可保其无虞。若使本根壮固,士马精强,观衅而动,用兵未晚。”已而洛师溃,又言:“昔之所虑者在当守而冒进,今之所虑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调遣,何将可捍御,何粮可给饷,皆当预作措画。”又言内降之敝,大略谓:“王府后宅之宫僚,戚里奄寺之恩赏,纶綍直下,不经都省,竿牍陈请,时出禁廷,此皆大臣所当执奏。夫先事而言,见几而谏,不可谓之专。善则行之,否则止之,不可谓之专。命出君上,政归中书,不可谓之专。苟以专权为嫌,不以救过为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阙失已彰,然后言事之人从而论列之,其累圣德亦多矣。况言之未必听,听之未必行乎?”

进左司谏。明年春,兼侍讲。首言:“均、房、安、蕲、光、化等处兵祸甚烈,然江面可藉以无忧者,犹有襄州,今又告变矣。襄州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昔之所虑犹在秋,今之所虑者祗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则事迫势蹙,必有存亡之忧,悔将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时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残破,淮西正当南北之交,嵩之当置司淮西,则脉络相连,可以应援,邈在鄂渚,岂无鞭不及腹之虑。若云防江为急,欲藉嵩之于鄂渚经理,然齐安正与武昌对,如就彼措置防扼,则藩篱壮而江面安矣。所谓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当别择鄂守,径令嵩之移司齐安。”

诏侍从、两省、台谏条陈边事,宗勉率合台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绝,莫知存亡。诸司退保夔门,未必能守。襄汉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门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两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呜呼危哉!陛下诚能亟下哀痛之诏,以身率先,深自贬损,服御饮宴,一从简俭,放后宫浮食之女,罢掖庭不急之费,止锡赍,绝工役,出内帑储蓄以风动四方。然后劝谕戚畹、世臣,随力输财,以佐公家之调度。分上流淮西、淮东为三帅,而以江淮大帅总之。或因今任,或择长才,分地而守,听令而行。以公私之财分给四处,俾之招溃卒,募流民之强壮者,以充游兵,以补军籍。仍选沿流诸郡将士为捍御之图,犹可支吾。不然将水陆俱下,大合荆楚之众,扰我上流,江以南震荡矣。或谓其势强盛,宜于讲和,欲出金缯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国与敌矣。”

进工部侍郎兼给事中,仍侍讲。复上疏言:“陛下忧勤于路朝之顷,而入为宴安所移,切劘于广厦之间,而退为便佞所惑。不闻减退宫女,而嫔嫱已溢于昔时;不闻褒录功臣,而节钺先加于外戚;不闻出内贮以犒战士,而金帛多靡于浮费。陛下之举动,人心所视以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为忧,则谁复为陛下忧。”擢谏议大夫兼侍读。首言边事当增兵防托上流。又言:“求谏非难而受谏为难,受谏非难而从谏为难。苟闻之不以为戒,玩之不以为信,卒使危言鲠论,无益于世用,无救于时危,其与拒谏者相去一间耳。”

进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未几,进签书。时王楫复求岁币银绢各二十万,宗勉言:“轻诺者多后患,当守元约可也。然比之开禧时,物价腾踊奚啻倍蓰矣。”史嵩之开督府,力主和议,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职在督战,如收复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当为。若所主在和,则凡有机会可乘,不无退缩之意,必至虚捐岁月,坐失事功。”

进参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守法度,抑侥幸,不私亲党,召用老成,尤乐闻谠言。赵汝腾尝以宗勉为公清之相。以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卒,赠少师,谥文清。(风水)


李宗勉宋朝医学史

宋元时期,隋唐两代兴起的国家对医药进行管理与教育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发展。 

宋代的医学管理机构与教育机构是分开设立的,新设翰林医官院是管理机构,太医局则是医学教育机构,这与唐代有所不同。元代以太医院为管理机构、医学提举司为教育机构,名称虽不同,路子是一样的。 

作为国家的医学教育机构,对医学的分类是整个医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成为对医学发展起促进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 

唐代的医学教育分为四科:医科、针灸科、按摩科、咒禁科,显然较为粗糙。宋代分为九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咽喉科、疮肿兼折疡科、金镞书禁科,比唐代一下子多了一倍以上。元代更是增加到了十三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杂医科、祝由科、禁科,是唐代的三倍多。 

从唐代到元代,医学分科的发展速度相当之快。这种快速的发展,正说明原来的不成熟。而从元代再往后,分科的速度又趋缓,则表明了宋、元时代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重要时期。 

医学分科的成熟与精细,对于医学人员的专门化、技术的精益化,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家对医药技术发展更直接的促进措施,是国家组织编纂医药著作,主要是本草类与医方类的医书。 

在本草方面,宋政府先后编撰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图经本草》。此外,根据当时唐慎微私人撰修的《证类本草》三次加以重修而出版枣《大观经史证类备用本草》、《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书》,成为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以前最优秀的本草类著作。 

在医方方面,先后组织编纂了、《太平圣惠方》1000卷、《太平圣惠方》100卷、《圣济总录》200卷,成为收方最多的著作。 

编纂这样的大型医药书籍,一般的私人自然是无力组织进行的,而它们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由国家组织编纂医书,其功至伟。 

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宋仁宗下诏编修院设置校正医书局,组织校正出版重要的医书。这是个重要的举措,对于重要医书的出版起了保证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促进医学发展的举措。 

如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翰林医官院铸造了俞穴铜人两个,作为针灸教学与考试医生之用。这两个铜人的声名甚至传到了金国,以至在高宗建炎二年金宋议和时,金方居然将索要铜人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 

又如,北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在开封设立了太医局卖药所(又称熟药所)。接着,又陆续在各地开设和剂惠民局(简称惠民局或和剂局)。这种药局既卖药也看病,完全是现代国立医院门诊的雏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因此,元、明两代也依然采用。 

在国家对医药事业的大力推动下,整个国家的大形势对医药的发展极为有利,从而为这时期的医药科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有利条件。 

二、迟迟成形的法医学与艰难起步的解剖学 

法医检验,是对凡有人生伤亡案件进行审理的首要而重要的步骤。 

在《礼记·月令》、云梦睡虎地秦简律书中,都有临案勘察伤亡情况的记录,这是我国最早的法医萌芽状况。 

法医学的起源虽早,但成形较迟。据说在北齐有徐之才的《明冤录》,是我国最早的法医学专著。但这部书不久就失传了,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反映出法医这一学科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成形。 

但经历了千余年沧桑磨炼考验,法医学成形的时刻有幸降临在五代至北宋时期。 

五代时期,和凝、和□父子联手撰著了《疑狱集》(公元951年)。 

到两宋时期,这类著作犹如雨后春笋一般一下子涌现出了许多部,如无名氏的《内恕录》、郑克的《折狱龟鉴》(公元1200年)、桂万荣《棠阴比事》(公元1213年)、赵逸斋的《平冤录》、郑兴裔的《检验格目》等等。在淳佑七年(公元1247年)诞生了一部汇集众说,体系完整的法医学名著枣《洗冤录》。 

《洗冤录》,又名《洗冤集录》、《宋提刑洗冤集录》,五卷,宋慈撰著。 

宋慈(1186??249),字惠父,福建建宁建阳童游里人,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进士。宋慈长期职事政务,尤其是历任广东、江西、湖南等处提刑,对于法医学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洗冤录》卷一载《条令》等4篇,总论法医的法令原则与基本方法;卷二载《初检》等12篇,讲述各种尸体的情况与尸检方法;卷三载《验骨》等5篇,卷四载《验他物及手足伤死》等10篇,卷五载《验罪囚死》等22篇,都是讲述各种伤亡的状况与原因,以及尸体发掘、救死方法等。 

宋慈对法医的重要性、法医的职责,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对法医的责任心尤其重视,强调必须不惧脏累,"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 

宋慈指出,法医的工作程序应该是:到达现场后,先要进行对有关人员的询问,再记下尸体的位置,验看周围场所,最后进行尸检。 

宋慈对于各种伤亡的鉴别极为精细、准确,对自杀、他杀、病故的区别十分精细和准确。 

如,对于吊尸,宋慈指出:要仔细观察吊起的现场与被吊者颈部的情况,还有绳索的情况。要注意吊的高度、绳子的结法、上面有没有尘土、绳子是否移动过。如果是死后遭绳扎的,死尸上就没有"紫赤"、"血 "而只有"白痕"。 

其他如溺死、烧死、自刑与杀伤等等,都有详细的阐述。 

在书末,还附有各种救死方。如人工呼吸、用明矾蛋白解砒霜毒等等,有些至今仍在使用。 

《洗冤录》是一部集大成的法医著作,既是《内恕录》等著作的经验总结,也有宋慈自己的经验心得,达到了一个相当系统而高超的水平,标志着我国古代法医学的正式形成。 

在《洗冤录》问世后直到西方近现代法医学传入以前,它一直是古代中国法医学的指导性著作。在现代,《洗冤录》已经被译成荷、法、德、日、朝、英、俄等多国文字,真正成为了世界法医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与法医事业紧密相关的是解剖尸体的工作。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尸体解剖是一件不足为奇的医学工作,对于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古代中国却是一个不见于明文的"禁区",是一个不可逾越一步的"雷池"。

但历史记载在宋代有两次尸体解剖,而且绘成了图谱,难道是这"禁区"与"雷池"从此就被打破了? 

第一次尸体解剖是在庆历年间(公元1041?048年),由画工宋景绘成《欧希范五脏图》。 

第二次是崇宁年间(公元1102?106年),也由画工绘成图,经医生杨介整理校对,著成《存真图》一卷。 

这两幅图的原件都没有能流传下来,但《存真图》的图谱被元代孙焕的《重刊玄门脉诀内照图》录用而保存了下来,多少还能让后人有些幸运感。 

从当时的记载来看,解剖是成功的,记载的内容是基本正确的,所存的图虽然疏略粗糙,但价值依然极高,因为这毕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人体解剖图著。 

可从此以后,人体解剖又在中国销声匿迹了。于是,不由人们要探究宋代解剖的人体究竟是什么人。 

幸好在文献中有据可查,才使后人不致永远被蒙在鼓中。第一次被解剖的,图名中写得很明白,姓名是欧希范。欧希范是何许人呢?原来他本是广西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被统治者诱杀后,又被剖腹刳肠(参见郑景壁《剧读录》)。第二次被解剖的,人名已经无从可知了,但也可能是一位农民起义者(杨介《存真图》自序。皆录自《中国医籍考》)。 

由此可知,宋代的解剖实在是偶尔为之的特殊例子,"禁区"与"雷池"并没有被打破,一切依然如旧。 

然而,正因为如此,宋代的两次解剖,在中国传统的医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 

三、金、元四大家 

这一时期,临床医学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名医与流派层出不穷。达到这一时期最高水平的、最负盛名的,则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即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既恪守《内经》、《伤寒》的传统体系,又各有所创新,形成各自的风格。 

1.刘完素 

刘完素(公元1110?200?年)字守真,河北河间人,人称"刘河间"。 

刘完素一生嗜好医学,不愿为官,坚持在民间行医。由于他医德高尚,医技精良,深得民众欢迎。他一生医著甚多,有《素问要旨》、《宣明论方》、《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素问药证》、《伤寒直格》、《医方精要》、《三消论》等。其中《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与《三消论》两书,后人疑为托名之作。 

《素问要旨》,主要论述五运六气。《素问玄机原病式》是将《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加以引申、发挥,从而确立他的火热立论的主张。《宣明论方》也是在于阐发他的运气之理。《伤寒直格》是将致病机理中的寒、热二症加以区分,并继续主张他的热病之长。 

总的来看,刘完素在运气学说上颇有发展,强调运气的"常"与"变"应该辩证相待。在致病机理上,对火、热的因素更有心得,治疗也以寒凉药物的运用为长,故有"寒凉派"之称。 

2.张从正 

张从正(1156?228)字子和,自称"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兴定中(公元1217?222年)曾任太医,但不久即辞去,亦在民间从医。 

张从正的著作较少,今存仅《儒门事亲》一书。 

《儒门事亲》15卷,由零散的10种著作合成,为后人所编。前3卷是原本《儒门事亲》,张从正原著。其余部分是他对学生麻知几、常仲明等"讲求医里"的实录,由麻氏等编辑成书。 

除前3卷《儒门事亲》外,其余卷4?为《直言治病百法》,卷6~8为《十形三疗》,卷9为《杂记九门》,卷10为《撮要图》,卷11为《治病杂论》,卷12为《三法六门》,卷13为《治法心要》,卷15为《世传神效名方》,另有《三复指迷》1卷,文已佚失。又,《撮要图》后附有《扁鹊华佗察声色定生死诀》与《病机》,在《治病杂论》后附有《河间先生三消论》,最后附有《太医先生辞世诗》5首。 

张从正的医学思想沿着刘完素的思路而又有所发展,他赞从刘完素一直信仰的"六气致病"说,把各种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归于六淫的邪气入侵,在治病原则上很自然地以"攻邪"为主,补养为次,在具体治疗手段上也就以汗、吐、下这三法为主,甚至认为攻就是补,于是得了"攻下派"的称呼。 

张从正的医学风格十分鲜明,三法的运用有独到之处,但他的"速攻"之策颇招致异议,因此对他的评价往往赞扬与批评兼而有之。 

3.李杲 

李杲(1180?251)字明之,晚年自号东垣老人,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人。 

李杲出身于"赀富乡里"的财主之家,因母病死于庸医而立志学医,拜张元素为师,学成后名在其师之上。 

李杲的医学著作有《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脾胃论》、《医学发明》、《用药法象》等。 

李杲的行医特点非常鲜明,他的医学思想集中在脾胃诊治上,他以传统的五行理论"脾胃为土"枣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为生化之源为基础,建立起他的理论:(一)元气为人生之本,脾胃为元气之源;(二)脾胃之气必须升降有序,序乱则致病;(三)火为元气之贼,治则以"甘温除热"为主。 

李杲这一思想,是与"外感"论相反的学说,因此他力主内补除病。他的这种偏重于内的倾向,也在获得好评的同时招致了某些批评。 

4.朱震亨 

朱震亨(公元1281?358年)字彦修,义乌(浙江义乌)人,人称丹溪翁。 

朱震亨学初宗文,后因母病、师病而改学医,44岁始师从刘完素再传弟子罗知悌。学成后,又深研《内经》、张仲景、张从正、李杲等学说,参以《易经》太极之理,作"相火"与"阳有余、阴不足"之论,名声始传于四方。 

朱震亨的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新论》等,以《格致余论》与《局方发挥》最为著名。 

朱震亨最著名的思想就是"相火"与"阳有余,阴不足"理论。

"相火"论的要点为:(一)人有居火(心火)与相火(在肝肾、膀胱、三焦、心包、胆)。(二)相火主动,所以能生生不息。(三)相火为元气之贼。 

"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要点为:(一)天地、人身都是"阳有余,阴不足"。(二)相火易动,故阴易泄,故阳更有余而阴更不足。 

朱氏的这一思想,是刘完素火热说的新发展,因此他的医术强调滋阴降火,并创制了"越鞠丸"、"大补阴丸"、"琼玉膏"等养阴膏丸,从而得到了"滋阴派"(或称"养阴派")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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