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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谁?杜甫活了多少岁

时间:2017-07-12   阅读:

杜甫是谁?相信大家都会在小学的时候也学过杜甫的诗,而对于杜甫对诗歌中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而最后也是让后人也是称之为“诗圣”,那么杜甫是谁?杜甫活了多少岁到底如何?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杜甫是谁?杜甫活了多少岁

杜甫是谁?杜甫活了多少岁

唐朝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汉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杜甫活了多少岁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县),是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的轶事典故

愤斥皇亲

唐玄宗当政时期的唐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个大国。但就在这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的大国里,因上下其手等诸多原因,业已孳生着崩溃的征兆。终于唐王朝迅速走向倾覆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发生。杜甫获悉这种情况后,觉得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他便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后来被选进著名选本《唐诗三百首》的诗作,亦即题为《丽人行》的七言长篇古诗。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死因之谜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学、史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种死因:

一、病死说

翻阅莫砺锋、童强著《杜甫传》,关于杜甫的死,书中写道:“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

二、赐死

此说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观的名义写的《杜拾遗补遗》。这种说法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问题,即文中提到唐玄宗在770年赐死杜甫,而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762)。

三、自沉于水而死

此说源于伪托唐朝韩愈名义撰的《题杜子美坟》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的说法。三人怀沙自沉,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丝毫根据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说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郭沫若的这种说法同样具有猜测性,几乎没有文献作为依据纯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一说是连续饿了5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称做官是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以及以后的种种行为都是在为追求仕途事业和为官行道相联系。如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就是一种企望入仕,在仕途大业中实现自己“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即渴望在社会实际工作中建功立业,兼济苍生。三十五岁以前,是杜甫的读书和壮游时期。正当开元盛世,杜甫的经济状况也较好,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在这长期的壮游中,杜甫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杜甫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杜甫也曾有这样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等,这些诗句无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种渴望济世扬名,渴望建功立业的雄怀大志,但是杜甫的这种理想和抱负建立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忧患意识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如他的诗歌《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这首诗歌当中,诗人站在岳阳楼上,通过远眺,想到了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社会状况,从而凭依窗轩,胸怀家园,不禁涕泪交流。又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在这首诗中,由于听到朝廷收复失地的消息而惊喜若狂。这两首诗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时所作。由于安史之乱,社会显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因此当他想到国家遭殃,战火不熄,生灵涂炭的时候就流泪不止,而当听说官军收复了蓟北,于是又喜极而泣,不能自抑。可见,杜甫的忧来自于国家,喜亦是来自于国家,这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759年七月,杜甫弃官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国家和人民最后的怀念。